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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暗中参股多家煤矿402com永利1站:,涉及什么

2019-10-08 00:59

陕国土厅原厅长被调查 被指暗中参股多家煤矿

“千亿矿权案”的前世今生未了局

陕西国土厅总工杨建军涉腐败被查,黄金十年长期主管矿产资源勘查及开发

摘要: 在媒体笔下,这则案件被称为“千亿矿权之争”,其中的一个当事人叫赵发琦(凯奇莱公司法人代表)。今天的事情,从一篇微博说起。12月30日,这篇评论提到:在你来我往的互动中,真相的面孔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有句话说得好,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只要拿出诚意,用事实说话,不仅可抵达真相,更能提高“能见度”,实现让人信服的公平正义。深夜发布的一则通报这个微博的背后,是一场公众十分关注的事件,简单说一下情况经过。这几天,崔永元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案卷丢失”的相关微博一直备受关注,在29日13时32分,他发布了一则消息:针对这条微博,最高法方面当晚发布回应:回应的内容有两方面:其一证明崔永元微博的两张图片所载内容与目前保存在最高法档案处的(2011)民一终字第81号案件副卷的有关内容相同。其二,最高法已启动调查程序,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最高法回应次日,一则疑似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清的自述视频。王在视频中讲述,他曾作为陕西榆林凯奇莱公司诉西安地质勘察院案件承办人,在准备写判决书前发现原存在自己办公室的案卷离奇被盗。公众关注的焦点也大致有两个,除了最高法院的案卷到底有没有丢失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便是这则事件背后的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千亿矿权之争”在媒体笔下,这则案件被称为“千亿矿权之争”,其中的一个当事人叫赵发琦(凯奇莱公司法人代表)。今年1月,央视《新闻1 1》播出了一期“民企,赢了官司,输了什么?”的节目,白岩松是这么介绍这个案件的:“简单地说来,这件事就是一个当初双方约好了要共同勘探这一块地底下的矿产,以为就这么点东西,没想到(发现)多少倍的增长,利益来了,这时候不想给民企了,政府强大的力量就开始介入。但是民企不干,签了合同,得有契约精神啊,官司一打就12年”。白岩松说。案情脉络大致是:2003年,煤炭行业刚刚兴起,赵发琦拿出1200万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拥有探矿权)签订合作勘查协议,拿到了80%的权益。当时签合同前往往不会进行详细勘察,很多人将投资煤矿比喻为“挖彩票”,赵发琦要赌一把。结果赵发琦出资900万勘查后发现煤田储量有20亿吨,估值上千亿元!后来,在陕西省政府部分领导的推动下,西勘院在未经赵发琦同意的情况下,与香港一家公司又签订了协议。赵发琦不服,起诉了西勘院,关键的案件节点是:2006年5月,凯奇莱公司将西勘院起诉至陕西省高院,凯奇莱公司胜诉。2006年11月,西勘院上诉到最高法院,3年后的2009年11月,最高法裁定发回重审。2011年3月,陕西省高院推翻一审判决,认定应为无效合同,赵发琦不服,再次上诉到最高院。2017年12月,最高法宣判,认定凯奇莱与西勘院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几个细节政知君查询了今年央视关于赵发琦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几个点值得关注。其一,2008年,陕西省曾有政府官员赴京与最高法工作人员座谈,陕西省政府还向最高法发出密函。根据央视披露的画面显示,相关文件提到“如果维持省高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已经形成的煤炭开发正常秩序造成混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其二,在省高院重审前,2010年陕西省政府曾连续开会通过政府调查报告的形式,认定合同无效,并明确指出,一审判决裁判不当,赵发琦以虚报注册资金进行通缉。后赵发琦被抓,在看守所关押133天后,以取保候审释放,后榆林市中院判无罪。其三,该案涉及到一些落马老虎。据财经网透露,周永康和奚晓明曾介入该案:对应来看,2008年4月,当时邀请陕西省政府官员到最高法院“商议案情”的正是已经落马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之后,陕西省委还向中办作了汇报,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作出批示,要求正确引导舆论。另据《财经》透露,虽然赵发琦最终胜诉,但其指称该案过程中被各方势力干预,时任榆林市长胡志强便为之一。举报省委原书记之子胡志强曾于2008年2月至2011年7月任榆林市代市长、市长,2011年7月至2017年4月任榆林市委书记,离开市委书记岗位后到了省卫生计生委,今年6月落马。12月24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对胡志强决定逮捕。胡志强的另一个身份,是山西省委原书记胡富国之子。政知君注意到,赵发琦还曾实名举报胡志强。在那封信中,赵发琦提到胡志强从2009年开始,在老家全面营建庙宇,并重修祖坟和祖居,他的母亲以“常根秀居士”的名义出面牵头重修其老家的安乐寺,“安乐寺的功德碑显示,大批国企老板都捐了钱”。补一句,大家元旦快乐,小编本来也是在休假,但思量这件事还是值得一说,所以补个号外。以上。资料| 央视北京青年报等

10月28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王登记的省人大代表职务被免去。消息人士表示,早在十天前,王登记就被中纪委带走,他在陕西多家煤矿企业中有“暗股”,其中涉嫌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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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陕西省检察院发布消息称,日前,该院决定依法对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杨建军(副厅级)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陕西省检察院公开信息表示,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王登记是地方厅级干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由陕西省纪委立案调查,这次却是中纪委直接出手,可能是因为王登记牵涉其他人物的案子。”知情人士透露, 10月17日上午,王登记被通知到省政府开会,在省政府大院,中纪委派人将王登记带走,目前关押在河北省廊坊市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官微“情况通报”截图。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杨建军近年来的履历发现,技术员出身的杨建军长期主管矿产资源勘查及开发,尤其在2003年至2012年的煤炭黄金十年里,为陕西这个能源大省技术“把关”矿产资源。

“王登记很精明,很会做表面工作,办事看人下菜碟,他对所有人都热情,有一定身份但是对他来说又不是特别重要的人找他帮忙时,他往往十分热情地满口答应,他也会安排人去接洽,但是他会嘱咐接洽的人要热情接待、事可办可不办。”接近王登记的人士表示,王登记在陕西省很多煤矿企业中有“暗股”,这些“暗股”大多是进行项目审批时企业对他的利益输送。

轰动一时的“千亿矿权案”纷争并未随着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而平息。

另外,在其以技术身份“把关”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期间,与已经落马的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王登记交集颇多。

王登记任国土厅厅长时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国土厅否了法院判决”一事。“后来,王登记从中协调,奇怪的是王登记直接代表了煤矿方李钊来谈判,他说‘给你们三千万行不行,不行给你们四千万’,说话很随意,不用商量直接就做了李钊的主,好像他是大股东似的,足见王登记在此事中涉及之深。”横山县北窑湾煤矿当事的律师告诉记者,对于媒体,王登记却说他连李钊的面都没见过。

近日,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及相关人士举报称,该案的二审审理卷宗在北京东交民巷的最高法院本部丢失。12月27日,最高法院做出回应,两天后又表示启动调查。一时间该案再次引发关注。

技术实权派杨建军

2010年7月20日,本报刊发《陕西国土厅否了法院判决导致矿权纠纷矛盾激化》。根据榆林市和陕西省两级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横山县北窑湾煤矿于1996年12月开办,属集体性质。2000年煤矿换证期间,山东淄博人李钊,通过私刻公章,涂改采矿变更申请书等手段,获取了省国土厅新的《采矿许可证》,将“横山县波罗镇北窑湾煤矿”变更为“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负责人由樊占飞变为李钊。

这起被媒体称之为“千亿矿权案”的民事案件,实际是围绕陕西榆林市一处煤矿的合作勘查合同纠纷。这起案件所争议的探矿权归属,实则牵动着千亿元国家矿产资源最终花落谁家。

上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陕西蒲城人杨建军,从进入陕西省地矿局时,就已是技术人才。此后,18年间一直从事矿产技术及管理工作。从1983年到1986年,杨建军在陕西省地矿局综合队任技术员。

对此,横山县矿产局发现问题后立即予以更正,并通过榆林市矿产局上报省国土厅。省国土厅口头答应尽快更正,却一拖再拖。无奈之下,樊占飞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榆林市中院榆中行再终字第36号《行政审判书》作出判决:省国土厅给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批准变更《采矿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企业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属违反法定程序行为。

此案历时12年,期间陕北煤矿资源开发也随着煤价涨跌历经冷热。与“千亿矿权案”发生时间重叠的时任陕西省国土厅厅长王登记、副厅长梁枫、总工程师杨建军以及西勘院原院长陈磊等人已纷纷落马。

该局有退休干部称,在刚参加工作的几年间,杨建军工作勤恳,并善于钻研技术,获得领导提拔。

该判决书下发后,省国土厅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省高院以陕行监字第1号裁定书驳回其申诉,明确指出省国土厅向山东煤矿颁发采矿许可证的行为缺乏合法性基础,省国土厅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后,在没有出示法院中止执行裁定的情况下,省国土厅以“协调会”意见推翻生效的判决书,并且这个意见与该判决的内容相冲突。

对于此案的前世今生及未了局,本报记者历时数月调查,试图厘清还原其真相。

1986年到1993年,杨被任命为陕西省地矿局第一水文地质队组长。在此期间,长期在矿区带队负责相关勘查工作。此后,随着技术上的优势,在1993年他31岁时,就成为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管理处高级工程师。

一位当地政府部门知情人士对记者说,省国土厅之所以有错不改,与法院判决对着干,背后存在着相关公职人员主观动机不良、滥用权力等问题,其中王登记是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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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到2000年,又升任局矿产开发管理处副处长,开始对陕西省内矿产开发在技术方面“把关”。从2000年至2007年,技术员出身的杨建军任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处处长。而在此期间,以煤炭、有色为代表的陕西资源进入开发的黄金期;其时,资源价量齐升的态势,直接延续近十年。

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发琦对于王登记被抓并不感到意外。“我在榆林投资期间,见证了王登记的不作为、乱作为,他可谓明火执仗、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及法律法规、办事程序。”赵发琦表示。

12月30日晚,凯奇莱公司官网首页截图。图中人为赵发琦。

2007年杨建军又转任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处长,直到2010年才担任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副厅级)。杨建军以技术员起步,在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方面,长期处于关键位置。因此,与矿老板亦多有接触。

2003年8月25日,赵发琦与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就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矿资源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书》。合同中约定,由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1200万元,并拥有该勘查项目80%的权益。所产生的利益,由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以8∶2比例分享。2004年年底,凯奇莱公司老板赵发琦得到的初步数据显示,这279.24平方公里矿区下储藏着优质动力煤近20亿吨。

最高法院二审6年宣判

上述退休干部认为,这期间手握实权的技术“把关人”难免不受到诱惑。

2005年,西勘院发文要求终止合同。2006年,西勘院单方就上述煤田与港商刘娟签署了新的勘查合同。凯奇莱公司就此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继续履行2003年签署的合同。2006年10月19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凯奇莱胜诉。根据判决书披露情况,上述“一女二嫁”的事实之所以形成,皆因为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在对凯奇莱与西勘院合作合同依法备案后,又对西勘院与另外企业形成的合同也进行备案。

2018年1月31日,在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陕西榆林市横山区,隆冬的白雾笼罩着周围的原野。此处正是“千亿矿权案”中标的项目——“波罗-红石桥煤矿”279.24平方公里的勘查范围,横跨着十几个村庄。

值得关注的是,杨建军长期在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任矿产技术权威期间,与2014年落马的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王登记交集较多。

一审判决后,西勘院不服判决。2006年11月,西勘院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就在案件到达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期间,2008年5月4日,陕西省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一份报告,报告称“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赵发琦称,他从一些内部人士那里了解到,这份以陕西省政府名义报送的红头文件,真正起草者是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通向波罗镇的公路被两边的黄土和黄沙侵蚀着,放眼望去是广袤的沙地、稀稀落落的沙柳和沙蒿。这里地广人稀,房屋低矮,一个村庄仅有十几户人家,村民靠种植玉米和养羊为生,一年挣几千块钱,年轻人几乎都在外地打工。

资料显示,王登记2006年至2013年间担任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长达7年左右时间。同一期间,杨建军从矿产资源处长到总工程师。有多个陕西资源业界人士在谈王与杨间的关系时表示,王在技术方面倚重杨。

赵发琦表示,在刘娟连项目公司都没成立、没有探矿权的情况下,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陕西省发改委就帮着刘娟拿到了环评、水土保持文件批复、采矿证,这不只是荒唐,更是犯罪。去年,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被中纪委调查,今年王登记被中纪委调查。至此,在波罗煤田争夺案中的两大主角均落马。

根据2005年由西勘院自行勘查的详查数据,地下储藏着约19亿吨优质动力煤,按当时的动力煤坑口价估值达3800亿元。

期间,有两个事件引发当地的广泛关注。2010年,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樊河村山东煤矿纠纷。2010年3月1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主持召开“波罗镇山东煤矿协调会”,用以对抗法院判决。陕西省高院曾判决了该煤矿的归属权,但国土资源厅协调称“如果维持高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当时,维权方矿主樊某,认为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拒不执行法院生效的关于矿权给他的判决。

2010年,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发文撤销“陕国土资办发[2005]65号文”,撤销的理由是因为媒体不断报道。被撤销这份文件名称是“关于协调解决‘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炭资源合作勘查争议情况’的报告”,该文件指出赵发琦与西勘院的合作合法有效,可继续进行。

在波罗镇沙河村,五六年前村里有传言,煤田要开发,村民们要整村搬迁安置到榆林市郊去,每个人补偿100万。但搬迁的事情迟迟没有下文。村民们不知道的是,围绕着他们村子下面的煤田探矿权之争,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凯奇莱公司”)和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的官司已打了12年之久。

另一个案例,则是2007至2012年间,榆林市近700平方公里的煤矿倒卖案件。“2007年,陕西省国土厅涉嫌伪造申报材料,将陕北靖边县红墩界、黄蒿界、海则滩三个总面积580平方公里的煤田上报给国土部,为3家民营企业“北京事通恒运公司”“北京联众博通科技中心”“陕西亿华矿业”登记煤田详查探矿权。随后,三块煤田在二级市场转让,最初获得探矿权的三家公司共计获利近100亿元。

“因为媒体报道就把国土厅之前发的文件撤销了,由此可见王登记行事随意,根本都不按规章制度来办事。”赵发琦向记者表示。(原标题:陕西省国土厅原厅长王登记被调查 被指暗中参股多家煤矿)

这个官司经过陕西省高院一审、最高法院发回重审,陕西省高院再一审,2011年到最高法院二审立案。6年过去了,此案终于在2017年12月16日尘埃落定。最高法院做出“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定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书》有效,双方继续履行;且西勘院向凯奇莱公司支付违约金13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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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一出,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称这起民营企业与国企诉讼12年的“千亿矿权”争夺纠纷终获胜诉,是一起营商环境治理、维护民营企业权益的标志性案件。

但凯奇莱公司的核心诉求,附有千亿矿产资源价值的探矿权发生转移了吗?

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书里写道,“凯奇莱公司关于判令西勘院向其转让……煤矿探矿权的上诉请求,缺少探矿权转让的合同依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对于探矿权转让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在终审判决书中,双方争夺12年的焦点——波罗井田的探矿权归属并未发生变化,仍归西勘院持有。

2018年1月16日,西勘院在官网上发布名为“最高院依法驳回凯奇莱公司索要探矿权诉请”的文章称,该判决使争议12年的所谓“千亿矿权”之争一锤定音,法律保护了国有资产。

对于终审判决,西勘院表示,坚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于2018年1月5日,向凯奇莱公司支付违约金1365万元。

2018年12月30日,此案执行阶段的凯奇莱方代理律师——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表示,西勘院已支付了违约金,但在继续履行《合作勘查合同书》方面一直拒绝执行。

凯奇莱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赵发琦透露,他曾获知最高法有关人员出函表示“此案没有执行的内容,陕西省高院不能强制执行”,对此他不能认可,“既然判决认定我们公司与西勘院的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的内容就应该是强制执行的内容,怎么能说这个案子没有执行的内容?”

不过截至发稿时,新京报记者未见到上述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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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1日,“千亿矿权案”中矿井所在的村庄。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摄

激辩的合作勘查合同

事件拉回到2002年。当年中国煤炭行业复苏,煤价快速上涨,这波行情一直持续到2012年,被业内称为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

2002年7月,隶属于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西勘院,在省国土厅取得“陕西省横山县波罗-红石桥煤矿普查”探矿权。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朴光洙曾撰文指出,依据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作为探矿权人,西勘院对波罗井田的探矿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还将优先取得采矿权。

西勘院与许多国家队一样,优势在于技术,短板是资金。为了在波罗井田的勘探开发中引入更多资金,从2003年起,西勘院就在寻找合作伙伴进行探矿勘查。

2003年10月,西勘院找到第一个意向合作的伙伴——山东省鲁地矿业有限公司。同年10月15日,陕西省国土厅以陕国土资勘便字[2003]第106号文同意双方合作。

据西勘院相关人士透露,当年合作勘查,目的是为了双方今后进一步开发,或以后转让探矿权时双方获得增值收益。

而就在2003年10月22日,陕西省第21次省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决定:对由省政府前几年已经给予一些煤田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政府实施地质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探矿权,其探矿权是否转让,转让给谁、如何转让,一律由省政府根据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和转化项目落实情况做出决策。

西勘院属于陕西省事业单位,其持有的探矿权是代省政府持有,属国有资产。此后,山东省鲁地矿业有限公司认为这个省政府政策对企业不利,主动提出退出。

赵发琦的凯奇莱公司同时进入西勘院的合作视野。赵发琦,1966年生人,此前从事建筑工程行业,攒下了第一桶金。

2003年底,“当时和家乡的朋友聊天,说起西勘院有一块井田,说这是个商机”,赵发琦说,他就去找西勘院,准备着“发大财”。

经过洽谈,赵发琦以凯奇莱法人代表的身份与西勘院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书》,约定凯奇莱向西勘院支付前期勘探费用1200万元,以获取普查成果80%的权益。在此基础上,西勘院与凯奇莱以2:8比例出资,对波罗井田进行详查、精查,并以相同比例分享后续收益。

一个重要的争议点是合同性质。

合同中除了合作勘查的条款外,还提到与探矿权转让相关的内容。其中第11条约定,对于勘查成果,西勘院、凯奇莱按所占权益比例成立公司联合开发,或由双方协商,西勘院将所占权益转让给凯奇莱后,由后者独自开发。

凯奇莱二审代理律师林鸿潮告诉新京报记者,签订这个合作勘查合同“最终目的肯定是想转让探矿权”。而西勘院现任律师陈锵认为,签合同“本身就不是签探矿权转让的事”。探矿权转让要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才能生效,和其他合同不一样。

依据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各种形式的矿业权转让,转让双方必须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与探矿权转让相比,国土资源部并未要求合作勘查也须经过审批。依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不设立合作、合资法人勘查或开采矿产资源的,在签订合作或合资合同后,应当将相应的合同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新京报记者多次询问双方,这个合同是否意图规避审批进行探矿权转让?双方均未给予明确回应。

备受争议的65号文

当时,《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出台仅4年,国土主管部门尚未出台 “合作勘查”备案程序实施规范。

虽然十几年后,最高法在终审判决中明确,合作勘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均不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备案亦不是合同生效的必备要件,但至少在当时,这个要求成了合同履行的“拦路虎”,也引发了赵发琦与西勘院12年诉讼马拉松。

2004年3月,西勘院将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送至省国土厅备案时被告知,按照省政府21次会议纪要要求,西勘院需提交省发改委同意的批准文件。因为凯奇莱始终没有找到下游转化项目,拿不到发改委的立项批准文件,合同备案一直没有完成。

虽然事后,陕西省发改委明确表示,合作勘查项目不需要发改委审批,也不需要配套项目,但此合同一直因为要件不全,得不到省国土厅备案。

与此同时,西勘院又引入另一公司秦煤集团签订了类似的合作勘查协议。陈锵说,当时西勘院法律意识淡薄,引入秦煤集团“就是要共同去找下游项目”。但秦煤集团也没找到,它和最初的鲁地一样,选择退出。

但凯奇莱公司并没有像其他两家公司一样退出。2005年3月它向西勘院转账1200万元被拒收,2005年5月,又转账900万元,这次西勘院财务收下这笔款项,并开出了一张“横山波罗-红石桥煤炭勘查收据”。

2005年12月,西勘院正式致函凯奇莱,称“鉴于双方未拿到下游产业立项批准,不能履行合同”。凯奇莱并不甘于这个结果。

在国土厅未获备案后,赵发琦多次向陕西省主要领导投诉。“措辞比较严厉,看到以后可能就比较生气,要求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调查。”赵发琦说。

新京报记者调查证实,2004年6月19日,陕西省陈姓副省长对凯奇莱公司一事做出批示。随后陕西省国土厅做出答复。2005年4月,赵发琦再次投诉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再次批示,并由省政府办公厅派专人前往国土厅调查督办,并出具“双方本着公平诚信的原则进行协商,如协商不成,可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的调查报告。当年7月28日,该主要负责人在调查报告上批示“转省国土厅研究处理”。

2005年11月8日,陕西省国土厅以“65号文”上报省政府办公厅,65号文中写道,经协调形成的意见包括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书》,“并同意合作勘查工作结束后,将探矿权转入双方合资成立的新公司或转入凯奇莱”;“合作勘查的探矿权人为西勘院”。

正是这份由陕西省国土厅出具的“65号文”影响着此案的争议焦点,探矿权转移归属。

随后,国土厅有关人员出具说明称,当时省领导两次批示此事,并派专人督查。本厅领导也做出批示,并召集相关负责人研究,对相关处室进行批评,主管处室必须抓紧落实、协调解决。另外,他们看到省政府专题调查组报告中明确指出:“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法规政策的规定未对该合同的履行构成实质性阻碍”,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也在该报告上做出批示。他们理解省政府是支持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继续合作的。综合上述因素,促成了65号文的出台。

对于这份65号文,凯奇莱一方认为,省政府的这个答复实际上形成了主管部门国土厅对双方合同的备案和探矿权转让的批准。

而西勘院一方则有着不同的理解。陈锵说,65号文只是表明政府在进行协调后,把双方意见写进去,并不代表政府的审批意见。

多年后,陕西省国土厅在一份相关情况说明中也表示,65号文只是对“双方意见的表述”,“不是我厅对‘合作勘查’‘探矿权转让’的审查或审批意见”。

事情很快出现了新变化。65号文印发一周后,陕西省国土厅接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来的领导批示,要求其研究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香港益业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波罗井田的勘查事宜。

彼时,西勘院已自行完成了波罗井田的详查。

与鲁地、秦煤和凯奇莱不同,中化和香港益业最初找到的不是西勘院,而是榆林市政府。2004年11月,两家公司在招商洽谈会上与榆林市政府签订了240万吨甲醇MTO项目合作协议。按照21次会议纪要的精神,省发改委发文明确:波罗井田为MTO项目的配套煤矿。

几个月后,西勘院果然与香港益业签订了波罗井田的“地质项目合作勘查合同书”。

2006年5月,西勘院与香港益业签订合同后一个月,凯奇莱起诉西勘院。

在起诉状中,凯奇莱要求陕西高院判令西勘院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引起的经济损失3000万元;此外,还要求西勘院将探矿权转入凯奇莱名下。

陕西省高院作为一审法院审理该案,65号文成为法庭认定的证据之一。

2006年10月,陕西高院一审宣判:《合同书》有效,双方继续履行;西勘院向凯奇莱支付违约金2760万元;判决生效后的一个月内,西勘院将探矿权转入凯奇莱名下。

赵发琦认为一审结果超出预期,“没想到”。陈锵则说,这次判决有问题,陕西省高院不懂政策,“连探矿权转让合同的审批生效制度,以及审批机关都认定错误。”

新京报记者联系陕西省高院,希望了解当初的案件审理情况,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省政府发文干涉最高法断案?

很快,西勘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2008年4月,陕西省政府向最高法院发出《关于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探矿权纠纷情况的报告》,其中阐述种种理由,不能执行一审判决,并有“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论断。2009年11月,最高法做出二审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

2010年,这份情况报告流出,引发媒体争相报道,媒体纷纷质疑陕西省政府发函“干预司法”。

对此,陕西省方面有不同的说法。近日,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内部报告称,2008年4月,最高法院在二审审理期间,民二庭邀请陕西省政府领导和省发改委、省国土资源厅相关人员座谈此事。座谈会上,民二庭要求会后以书面形式说明有关情况和意见。随后,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向最高院发函说明情况和意见。

一年多后,陕西高院第二次做出一审判决。在双方证据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合同无效;西勘院无须将探矿权转入凯奇莱名下,也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只需将此前收取的910万元计息返还凯奇莱。

凯奇莱不服,再次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未了局

陕西高院第二次一审的一年多里,陕西省国土厅内部下发新文件,撤销了65号文。同时,由省纪委介入调查此事,至少有10名公务人员因为此事受到处分。

赵发琦的日子也不好过。2007年12月,赵发琦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榆林市公安局网上追逃。2011年3月,凯奇莱的工商登记被撤销,后于2013年恢复;同年8月,赵发琦被抓捕归案,并被关押133天,直到2015年6月才被宣告无罪。

漫长的诉讼期间,赵发琦不断实名举报。他在网上发帖,实名举报陕西省多名前任主要领导及现已落马的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等人。

赵发琦表示,他举报的陕西省原主要领导曾强令西勘院将波罗井田“一女二嫁”,让政府党组代替法院判案。他表示,自己在十多年的诉讼过程中,“从身家巨万的富豪,沦为债台高筑的斗士”。

二审判决后,凯奇莱向西勘院发函,督促其按照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履行《合同书》。但对方尚未回复。

西勘院现任院长王战社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该院已按照最高法的判决,向凯奇莱支付了违约金。“一院子职工等着养活,压力大着呢。”

事实上,由于2006年西勘院与中化、香港益业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波罗井田的详查、精查均已完成。

因为诉讼未了,波罗井田始终没能真正开采。居住在勘查区内的人们,仍期待着贫瘠的生活发生改变。

在横山区北部的四台湾村,房屋零落,格外安静,驱车几公里才能见到几处房屋,留守者均是老人。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告诉记者,六七年前放羊时被人拉去看热闹,“说打出煤来了。”她记得勘查人员对她讲,“你们还这么苦哈哈的,以后就发大财了!”你们这儿的煤“可厚可厚了”。

邻近的玉林湾村,一位村民也记得,当时勘查人员在勘测点打下了石头桩子做标记,后来这些桩子都被村民搬回家“拴驴去了”,乡邻们还议论,是不是要开发煤田了。但那次勘查后,这事儿就再没了下文。

出了波罗井田勘查区,在东北方向的马扎梁村,记者见到了另一番对比鲜明的景象。这里早已开发建成能源工业园区,包括中煤在内的多家大型企业在这里建厂。远远望去,工厂漆成红白相间颜色的大烟囱冒着白烟,进出皆是运煤、运气的大车。除了现代化的厂房、办公楼和宿舍,路旁还有密密匝匝的车辆维修店和饭店。

而在勘查区内的沙河村,一位同样靠种植玉米为生、收入拮据的农民一直惦记着拆迁补偿的事儿,“可想着他们开发,咋就不开发呢?”

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杨林鑫 实习生 夏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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