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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com永利平台】彰善引风气,泉州拟建成方志

2019-11-28 22:17

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中国编修地方志书的历史十分悠久,方志馆则是传承这一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平台。从古时的史馆、翰林院、图志局、一统志馆,到近现代的通志局、地志博物馆和当代的方志馆等等,都为地方志事业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它们不仅是记录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载体和展现中国悠久历史的现实平台,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明和当代发展成就的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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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十三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出台

402com永利平台,内容摘要: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薪尽火传。

客观记录民族传统的历史载体

国家方志馆“方志中国”展出的新中国部分方志成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日前,《泉州市“十三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正式出台。作为泉州市地方志发展史上第一个政府性规划文件,《规划》的出炉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地方志;方志学;学科;编纂;研究;冀祥德;牛润珍;主持人;文化;发展规划

中国方志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繁杂到专业、从融合到分立的漫长过程:西汉时已设兰台、东观等作为宫中文献秘籍收藏之处,北魏、北齐时期设有修史局、史阁、史馆等专业机构,隋唐时期中国官修史志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建于北宋的九域图志局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元代依托翰林院、国史院开中国“一统志”编修先河,明景泰年间朝廷专设“一统志馆”,清代从上到下通过专设一统志馆、通志局等机构,极大推进了方志馆建设事业。民国虽系“乱世修志”,但也建有20多家省级通志局,方志馆建设事业在艰难时局中仍得到一定发展。

开栏的话

第二轮地方志修编 2019年全面完成

作者简介:

中国方志馆的产生发展具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从形式上看,从两汉、南北朝时期“图”“志”一体到宋代志书的独立定型,是方志馆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从运行机制看,长期“史”“志”合一、机构融合互通的运行方式,是方志馆之所以能依托成立并逐步成熟分立的重要条件;从管理制度看,志书从初期的私撰为主到后期的官修垄断,是方志馆发展的关键因素。起初由于受“史志同源”、“史志合一”的历史渊源影响和各方面客观条件的限制,史、志机构相互交叉融合的现象十分普遍,后期则逐步分离,方志馆事业也得以不断发展并日趋规范。

修编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作为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书籍文献,地方志在“鉴往知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地方志工作在发展改革大局中的目标任务。纲要颁布一年来,各地修编地方志进展如何?面临怎样的难题?如何切实发挥地方志在存史资政、成风化人方面的作用,为当下治国理政新实践提供思路与借鉴?今日起,本报开设“以史鉴今·地方志的故事”专栏,对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状况进行全景式扫描,讲述各地方志人直笔着信史、彰善引风气的故事,分析当如何进一步增强方志意识、复兴方志学,提升大国气度与文化自信。

《规划》称,泉州市地方志工作机构成立30年来,由泉州首创的日记、月志、年鉴、志书“四位一体”系统保存地情资料机制,在全省、全国方志界有示范效应。

  主持人

还应看到,正因专业方志馆出现时间较晚,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从古代的史馆、翰林院等官方机构甚至藏书楼、书院等民间专业机构,到始于近现代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场馆,通过内设方志馆、收藏展示志书文献等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方志馆的功能,因而既为方志馆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也为中国方志馆发展史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016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八周年纪念日,《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部11卷13册、约1400万字的鸿篇巨制不仅显示了地方志在当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而且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乃至国际社会的防灾救灾工作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这样评价。

未来,泉州将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编修任务。具体为:2017年基本完成、2019年全面完成全市第二轮地方志书编修规划任务,市、县两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发行,部分志书质量达到全省、全国先进水平;而已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的,将启动第三轮志书编修。

  光明日报记者 户华为

真实展现中国悠久历史的现实平台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新格局。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大大拓展了方志文化的内涵。

在打造精品《泉州年鉴》的基础上,泉州将做好《泉州年鉴》分册《泉州日记》的编纂、出版和发行,参与年鉴精品工程,争创全国综合年鉴质量评比最佳成绩。

  特邀嘉宾

尽管自古至今的图志局、一统志馆、通志局等相关机构为方志馆事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们大多限于收藏、编纂等传统功能,因而与当代新型方志馆仍有较大区别,始建于新中国并不断得以发展完善的综合地情馆才是当代方志馆事业发展的主流模式和主导趋势。

“盛世修志”:一个传续数千年的独特传统

2020年初步建成历代方志文献库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冀祥德

20世纪50年代初,以分别展示自然历史、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苏联阿穆尔州等地的“地志博物馆”引起了我国文博界的广泛关注,1951年10月,文化部发文明确提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的和综合性的。即以当地的‘自然富源’、‘民主建设’、‘历史发展’三部分为陈列内容”。1953年,文化部还以山东博物馆为试点,调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专业人员,在郭沫若、吴晗、范文澜等史学专家直接指导下,协助筹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地志博物馆”。山东地志博物馆开馆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拉开了成规模建设地志博物馆的热潮。一年后,在全国已建成的73个博物馆中,地志博物馆就有31个。此后,文化部还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以综合地情为主要内容和特点的地志博物馆,实际上是当代新型方志馆的重要源头。

“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是中国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地方志编修,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宋代设立九域图志局,使官修方志成为主流,各地修志蔚然成风。明清时期,方志编修日益制度化,出现了“天下郡县莫不有志”的盛况。“志书上起全国一统志、各省通志,下至于府州县志,旁及山川、土司、盐井专志,细及于乡镇、地方杂记小志,类型十分完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介绍。

按照规划,未来泉州将实施方志典籍整理工程,加强地情文献和旧方志资料的征集、分类、整理工作,重点加强方志文化遗产保护,推进《泉州府志》等重要文献古籍的点校、重刊或再版工作,探索推出“泉州文献丛刊”项目,至2020年完成现存泉州历代旧志整理,初步建成历代方志文献库。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牛润珍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全国第一轮大规模的修志工作,中国的方志馆建设事业开始加速发展。1990年初,浙江方志馆成立,新华社通稿称“我国第一家专门收集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的方志馆最近在浙江省建立”。以此为标志,拉开了新时期全国各地方志馆的建设热潮。武汉、上海、广州、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方志馆相继竣工开馆。但此时各地所建方志馆,大多仍以收藏志书为主,同时兼及编纂、办公、展示等功能,总体上看仍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保存至今的历代旧志有8264种。近年又时有发现,实际数字已达万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传承中华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着名汉学家李约瑟所说,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

地情网和地情数据库的建设,也被纳入《规划》范围中。据悉,届时除了完成泉州地情网建设,数字化加工地情资料2.5亿字,还将建设地情数据库8个分库。至2018年,市、县二级方志网络全面覆盖,实现网库共建共享。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邱新立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国地方志事业和各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国家方志馆和相继建成开放的山东、江苏、江西、广西、北京等地的方志馆为标志,无论从内涵到外延,还是从展陈格局到运用手段,方志馆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各地的当代新型方志馆普遍呈现出以下特点:“史”,包括一地的历史总情、分类介绍和有关方面的专题史等;“情”,包括当地综合地情、所辖区域地情和专题性地情等;“志”,包括历代志界名人、历代方志机构变迁、历代修志成果和当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成就等;“人”,即各地历代名人事迹展示;“物”,即历代特别是当代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产品等。与传统方志馆相比,其规模相对更大,内容功能更丰富,手段也更具现代化,因而构成了各地当代新型方志馆的主流模式。方志馆也普遍成为展示各地发展历史和现实成就、展现当地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平台。

我们党历来重视编修和利用地方志,早在1941年就明确规定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作为了解国情和地情的重要途径之一。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并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次年,中国地方志小组宣告成立。

此外,探索微信公众号信息编辑的新技术,扩大“泉州史志”微信公众号信息影响力,至2018年,泉州市县级机构微信公众号全部建成。

  编者按

与时俱进传承中华文明的宽广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继承并弘扬了修志优良传统。1983年,中国地方志小组恢复组建并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国普遍建立地方志工作机构。同时也逐渐形成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方志的惯例。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使方志工作有了法律保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冀祥德介绍。

未来拟建方志馆 县级方志书库对外开放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薪尽火传。当前,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新格局。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开启了依法修志的新征程。

目前,中国的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事业日趋繁荣。按照党的十八大“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目标,方志馆既是记录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载体,也是展现中国梦想的现实平台,还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宽广舞台,这就需要不断创新理念、不断更新平台、不断实现超越。

习近平同志一直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2006年,他在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时,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载,希望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处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历史文化展览时说:“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方志馆书库的建设也将稳步推进。《规划》称,2020年,泉州市本级和有条件的县建成方志馆或通过各种方式推进方志馆建设。通过丰富馆藏,所有县级方志书库全部建成并向社会开放,构建多层次读志传志用志共享平台。通过借助建设方志馆,展示地方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等。

  如何使这一古老、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如何强化方志理论研究,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我们特邀请三位方志专家就此发表见解。

一方面,方志馆业界要眼睛向内,清醒认识并勇于应对面临的各种冲击挑战。虽然与传统形式相比,以展示综合地情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型方志馆具有明显优势,但面对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日新月异的现代化传播形式的严峻挑战,面对层出不穷、星罗棋布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类文化场馆的同质竞争,方志馆同样有较多不足,因而不能固步自封,而应与时俱进,如通过建设“数字方志馆”等新兴业态以扬长避短,通过独特的规划设计、对外开放和内部管理等举措,在与其他场馆差异竞争中实现优势互补,这应成为促进方志馆事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8月印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为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国家“十三五”规划也提出“加强修史修志”,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人才培养方面,未来泉州将建立完善市县两级地方志专家库,争取有一批专家列入省级以上专家库。

  一、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另一方面,各地的方志馆还要眼睛向外,善于开拓视野。由于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作为展示这种文化传统的专业平台,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的明确要求,方志馆还应承担传播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重任。例如,目前国际文化界对地方志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兴趣日益浓厚,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有大量方志文献长期流落海外,如何把“走出去”传播和“传回来”传承两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方志文化、传统文明和现实发展成就,方志馆显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舞台。在此意义上看,中国的方志馆事业既方兴未艾,更任重道远。

“堪存堪鉴”:一座内容丰厚的文化宝库

深化泉台文化交流合作,发挥祖地优势,推进乡情延续工程,启动“两岸地志根源研讨”活动,探讨筹建“泉台方志馆”,开展两岸共享史料、共修史志、族谱对接、学术研讨等活动,整合汇聚两岸方志资源,打造两岸文化交流新纽带。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中国素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请谈谈古代是如何形成这一传统的?作为一个古老传统,地方志这种“一方之全史”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方志馆研究”负责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98年,我国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灾,湖北、江西、黑龙江等省方志部门将当地气象变化和水涝灾害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及时向抗洪指挥部提供新编的《水利志》《卫生志》等作为参考。“2008年北川县志办在灾后重建中赶印的志书,也为县城异址重建决策起了重要参考作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自豪地告诉记者。

  牛润珍:梁启超曾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修志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西周时期即编有“邦国之志”“四方之志”,开启了修志先河,并岀现了“方志”一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编有《春秋》一类的编年史,还有《禹贡》《山海经》等记述各州地理、物产、贡赋及神话的典籍,在内容与编纂体例上为后世地方志所效仿。秦汉编有很多“计书”,魏晋南北朝涌现岀大量“地记”,隋唐五代至北宋“图经”编纂制度化。北宋后期特别是南宋,“图经”演为地方志,历元、明、清,地方志编纂常态化、普及化,而且志书种类越来越多,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村镇志、山川志、书院志、寺观志、井场志等,各呈异彩。民国时期,地方志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内容偏重物质、经济、社会,编纂体例趋于科学。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志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志书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学术性等特点不断彰显。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牛润珍说,地方志不仅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社会实际情况,还记载了各地区的气候、山川、城镇、矿产、动植物分布等情况,是前人实践活动和智慧经验的结晶,能够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邱新立:“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的重视,几千年来,方志体例由单一而趋综合,记述内容由单一地理沿革而融入人文,体例不断完善,记述内容不断丰富,管理不断系统规范。据不完全统计,仅流传下来的历代方志就有8000多种、10余万卷,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编修工作,使盛世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地方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在我国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地方志工作有助于著录当代、传承历史,翔实记录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光辉成就。其次,地方志工作有助于汲取有益历史经验,提高科学执政水平。再次,地方志工作有助于保存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据邱新立介绍,1962年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为三亚市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关部门将历代地方志中记载的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汇编成《中国古铜矿录》《五百年来我国旱涝史料》等资料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祥德:的确,我国古代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薪尽火传。“历代先贤圣哲通过修史修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要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方志这一中国独有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辍与历久弥新,体现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自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大规模重启地方志编纂工作,迄今为止,首轮修志已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也进入关键时期。

“除了大量历代旧志,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启动了新编地方志工作,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启动第二轮修志。”冀祥德告诉记者,这两轮新编地方志工作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记述跨度之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壮举,也取得了累累硕果。截至2016年8月,共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8000多部,行业志、部门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等20多万部,地方综合年鉴17000多部,构筑了一座以国情地情为主要内容并不断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

  经过不断积累,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通过不断创新服务手段,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拓展地方志功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比如通过方志智库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通过志鉴、地情报告为党委政府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通过编纂志鉴记载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以及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通过网络、数据库为社会公众提供地情信息与咨询服务;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部队推广地方志成果。我们相信,地方志事业作为国家战略在文化领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也能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方志文化还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家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对地方史志资料多有参考借鉴,从几个县几尺高的志、史中,摘抄了30多万字的资料。“一部地方志就是记载一方水土之上的人和事,就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园,从中能够读到区域的变迁、生命的阅历和故乡的情怀,延续了这些共同记忆也就留住了乡愁。”卜宪群深有感触地说。

“依法治志”:一项与时俱进的基础文化事业

在浙江余杭的京杭大运河畔,两座具有明清风格的老宅十分醒目,这便是余杭方志馆。它以余杭历代丰富的地方志为史料基础,通过文字、画面、多媒体影像以及实物展出等形式,表现了余杭秀丽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

“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地方志事业如何与时俱进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表示。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展的“地方志社会认知度调查”,人们对地方志的使用率普遍不高,经常使用率仅为22%。“的确,地方志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事业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少数地区和部门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人员和经费不足、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能全面满足社会需求等等。”

“从这个角度讲,《规划纲要》的颁布恰逢其时。”李培林强调,《规划纲要》以落实“一纳入、八到位”为突出主线,描绘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用“依法治志”替代了“依法修志”,将地方志编纂、管理、开发利用等均纳入“依法”开展的范畴,为方志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开创了依法治志的新时期。

按照纲要,方志工作者将努力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准备;加快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特别是方志的数字化、地情信息网站建设。截至2016年8月,建成国家级网站2个、省级网站27个、市级网站约300个、县级网站近900个。北京、哈尔滨、南昌等一座座城市方志馆落成开张,将文字表述变成立体、生动呈现。“除了这些,大力强化方志理论的研究,争取早日形成方志学学科体系,也是当务之急。”邱新立语重心长地说。

“修志问道、直笔着史”是方志人秉承的精神。正是在这一精神感召下,一代代方志人以为民族文化续脉为己任,青灯黄卷、默默奉献。史志专家燕居谦为了工作,摆脱家庭、琐事、社会应酬,人称“三摆脱”工作狂。他身患绝症后仍以顽强的毅力完成140万字的《交城县志》的编纂;铁心修志的楷模郑永立为了编修《浚县志》三次辞官,最后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只留下两袖清风,一身墨香。

“与老一辈方志人相比,我们今天赶上了好时候。”84岁高龄的赵庚奇正忙着编修《北京志》。坚守方志事业几十年,老人对北京的新旧方志了然于胸:与历史上的旧方志相比,新方志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发展和进步,如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功能和应用等都有新的超越。“无疑,作为一项基础性文化事业,地方志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们生产生活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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